博物學:“禮失求諸野”的復興之路

2020年10月16日 08:45    來源:文匯報   

  在城市化、專業化高歌猛進的這幾十年里,“博物”基本已經退出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知識結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近年來博物學似有復興之勢,博物類書籍也逐漸暢銷,而作者大部分是半路出家的學者。這種現象或許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禮失求諸野。

  博物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

  實際上,博物學是一門有著悠久傳統的學問。歷史上很多科學家、思想家、文學家,當他們在世的時候,其實是以“博物學家”知名的。比如,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就精通動物學,其弟子色夫拉斯特則被譽為“西方植物學之父”。

  這一傳統延續了下來。瑞典生物學家林奈就是一位博物學家,他的生物學分類系統正是在深厚的博物學基礎上創立的。與林奈同齡的法國人布豐也是博物學家,他的名著《昆蟲記》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博物學作品之一。稍晚些的達爾文同樣如此。他耗費五年時間做環球航行,從世界各地搜集動物標本和化石,這在當時是博物學家的“標準動作”。

  以今天的觀點,林奈和達爾文都是生物學家,他們涉獵博物學還算是“專業對口”。不過在18世紀、19世紀,精通博物學的可不僅僅是 “專業人士”。啟蒙運動思想家讓·雅克·盧梭就熱衷此道,他寫過一本《植物學通信》,對各類植物進行了詳細描述。美國自然主義代表作家梭羅,以《瓦爾登湖》名世,而這本書對自然風物描繪之細致,足以顯示出梭羅非凡的博物學功底。

  這不僅僅是西方傳統,中國古人也往往是“博物高手”——盡管古漢語里并沒有“博物學”這個術語。孔子提倡讀《詩經》,其中一個理由,就是能“多識于鳥獸魚蟲草木之名”。這“鳥獸魚蟲草木”,囊括了博物學的方方面面。而《詩經》名列“四書五經”,為士大夫的基本修養,則士大夫階層普遍具有博物學養,應當不算空言。

  證據?有的。植物學博士出身的潘富俊先生曾經翻檢《全唐詩》,數出了將近400種植物,他發現,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這樣的“大咖”,無不具有豐富的博物學知識。科學哲學學者吳國盛也說過,傳統的經、史、子、集中均有博物學內容,我國古代的士大夫,其學識可以說是橫跨好幾個領域的。

  其實何止是士大夫?一個長期居住鄉間的人,對本土本鄉的風土也會相當熟悉。導演雷建軍拍過一個紀錄片,講浙江衢州的一位宣紙手藝人的故事。鏡頭中,他對家鄉的一草一木,皆能將其淵源、特性娓娓道來。我想,古代中國這樣的人肯定更多,他們未必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但是他們在“地方性知識”方面都堪稱大師。

  當代博物學家、北京大學科學史學者劉華杰還注意到,無論在東西方,僅僅在幾十年前,學科之間的界限不像今天那樣刻板,“跨界”都是家常便飯。《洛麗塔》作者納博科夫就是蝴蝶研究專家,他確認過南美納灰蝶的19個種類!為表紀念,學界用納博科夫筆下的人物來命名這些蝴蝶,其中就有lolita(洛麗塔)。2016年去世的意大利作家翁貝托·艾柯也是博物學家,《傅科擺》《玫瑰的名字》等小說,都蘊含著博物學知識。

  順便說一下,藝術同博物也有親緣關系。傳統國畫中的工筆畫,對花鳥魚蟲的精細刻畫,幾乎可以視作一種“博物學研究”。而近代西方畫家,如梵高、莫奈、高更等,對自然事物的認知和理解,絕不比博物學家遜色。我們甚至可以說,一位不懂博物學的科學家不是好藝術家。

  專業壁壘使博物學逐漸被邊緣化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時至今日,曾經構成人們日常知識的博物學被逐漸邊緣化,甚至湮沒無聞了?簡單的結論是:不同學科之間的專業壁壘越來越高。

  古希臘時代,科學和哲學并沒有嚴格的分野,統稱為“自然哲學”。所以,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哲學家同時涉獵植物學、生物學,他們自己一點也不覺得“違和”,而是自然而然的。中國古代士大夫,自孔子定下“基調”,學問淵博也是重要指標。司馬遷之所以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是基于博學的底氣。古人所說的“博雅君子”,此之謂也。

  而博學的基礎,是人和自然的親密關系。前工業時代,人或務農或漁獵或游牧或遠航,不管哪一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模式都是貼近自然的。古代世界,“人造物”要遠遠少于當下,即便身居城市,與自然亦相隔不遠。唐代詩人王維平日在朝為官,閑暇往終南別業,與山川風月共處。

  按照劉華杰的觀點,從古代的酈道元、徐霞客、李時珍到現代的竺可楨、王世襄,皆可稱作博物學家,他們對大自然有著超乎常人的認知。凌云的《花與萬物同》,插圖選自英國植物學插圖藝術家伊莎貝爾·亞當斯,她畢業于伯明翰藝術學院,是不列顛植物學協會成員、林奈學會會員。從伊莎貝爾的畫作中,可以充分感受到她與自然融為一體的生活狀態。

  可惜,如此“天人合一”的場景,隨著城市化到來已經很少見。另一方面,現代學科體系的確立和擴展,讓“專業壁壘”越來越高。而以現代學術規范為準繩,博物學怎么都顯得不倫不類——只要關乎自然風物它都研究,涉及植物、動物、農學、園藝、醫藥學、化學等諸專業,顯得寬泛無邊際。那么,博物學在現代學術體系中應當被安置在哪里呢?如果納入高等教育,它又屬于哪一級學科呢?近乎誤解。

  所以,專業壁壘這堵高墻將博物學擋在了高等教育門外。相應的,如今的科學研究主要在實驗室里進行,很少有科學家還會跑到野外去。事情就是這樣奇特——自然科學越向前發展,自然科學家離大自然似乎就越遠。

  長此以往,博物離現代人越來越遠了。現代人注重的是另一極:專業。“你大學學什么專業?”“你從事哪個專業?”“請專業一點,好嗎?”人在江湖,總難免被問到專業背景。如果一個人被認為“不專業”,簡直沒臉繼續混社會。相反,“不博學”算得了什么?

  總之,博物學已經被逐出日常生活,除了博物館,人們似乎很少還能想到“博物”這個詞。我們更熟悉的是手機、平板等電子設備,可面對自然界的物,我們已喪失辨別能力,恐怕連小區里的那排樹,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這就是現代社會的悖論——文明日益進步,人對植物、動物、礦物等自然物的認知卻日益貧乏。

  “禮失求諸野”的復興之路

  好消息是,近年來博物學似有復興之勢,博物類書籍也逐漸暢銷。比較早的,有科普作家、環保志愿者芮東莉創作的《自然筆記》。她以家附近的閘北公園為據點,觀察其中的動植物,記錄了上百張自然筆記。凌云也是很早就對博物學懷有濃厚興趣。她養過近百種植物,對插花和畫花頗有興趣。大學畢業后,凌云供職媒體,期間采訪了不少“博物達人”。他們或收集隕石,或醉心于花鳥魚蟲,小情小趣盎然紙上。這些文章后來收入了《萬物與花同》一書,此書專注于寫人。恰好同新近出版的《花與萬物同》構成互補關系——誠如副標題“24科植物圖文志”所示,后者專注于“物”(花)。

  有意思的是,芮東莉和凌云都不是科班出身。芮東莉是古漢語博士,凌云則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論專業,好像同植物和美術并沒有交集。不過,從兩人的專業背景考量,她們走上博物之路也不足為奇——中文世界原本就有這方面的傳承。

  其實,就連國內博物學最重要的推手劉華杰教授也是“半路出家”。劉華杰于1984年考入北大地質學系,學習巖石、礦物和地球化學;1988年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主攻科學哲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他之所以轉向博物學,是覺得現代學科的“專業壁壘”有不合理的地方,特別是同自己的生活經驗不相符。

  劉華杰出生于吉林長白山,自幼隨父母進山采野菜,采野果,采蘑菇,割柴,挖藥材……這讓他學會了辨識各種野菜、野果和藥材。但是,這些自然事物在教科書里卻難覓蹤跡,這讓劉華杰感到頗為隔閡,倒是傳統博物學讓他倍感親切。于是,他便投身到博物學的研究和傳播工作中。

  近些年,劉華杰出版過《檀島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記》《西方博物學文化》《博物人生》等書籍,同時他也不遺余力地推薦年輕的博物學家。凌云的那兩本書,就都是由劉華杰作序的。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國內博物館為安全起見,紛紛走起了“云游”路線。在諸多的“線上看展”中,就有博物學的。4月上旬,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了名為“看花是種世界觀——博物學考察記”的線上展覽。該展分為導言、夏威夷考察記、勐海植物記、東北與華北植物、格物致知與博物人生五期,內容新穎、豐富,堪稱博物學的視覺盛宴。

  博物學的擴展還能對文學研究起到“反哺”作用。前文提到的潘富俊,對于唐詩植物的研究,就是一例。揚之水的《詩經名物新證》《物色:金瓶梅讀“物”記》,亦可視為以博物學結合傳統的名物考證,來重新詮釋古典文學。

  最近我還讀了上海外國語大學教師涂昕的《魯迅與博物學》,本書從“百草園”出發,鉤沉了魯迅一生對博物學的強烈興趣和廣泛認知,可謂別開生面。而涂昕本人也熱愛博物學,還開了微信公眾號,請人“看花、看草、看樹葉和樹”,可以說是將個人愛好與學術志趣相結合的典范了。

  無獨有偶,涂昕也是中文系畢業(南京大學現當代文學博士)。這種由半路出家的學者復興博物學的現象,或許可以用一句老話來概括:禮失求諸野。其實,這本來就是博物學的精髓——博物學的歷史上,原也沒有什么“科班出身”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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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郭博文 )

博物學:“禮失求諸野”的復興之路

2020-10-16 08:45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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