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經在線訪談

 
代表委員談供給側改革培育新動能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十三五”開局之年的經濟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強調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 詳細>>
本期嘉賓


南存輝
 全國政協常委、正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辜勝阻 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
賈  康 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訪談時間:2016年3月5日19時

制作:文化產業資訊部 主持人:何振紅

訪談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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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歡迎各位企業家來到中國經濟網2016第十八期中國企業家兩會沙龍的現場,我們把參加兩會的代表委員企業家請到一起,希望大家一起探討自己關心的話題,今年我們把這個沙龍移到中國經濟網演播室,希望通過這樣的形式讓更多人聽到企業家的聲音。“歷史關口下的企業抉擇”是今天的題目,我們正處在一個歷史關口之下,今天上午總理做政府工作報告時說到國際上世界經濟低迷,復蘇乏力。增長的換檔期,調整的陣痛期,新舊動能轉換期,三期疊加使得我們經濟發展面臨著更多的困難和挑戰。

  主持人:這樣的關口下企業家有什么樣的思考和抉擇,我們舉辦這樣一個沙龍。今天我們的沙龍分三場進行,第一場題目叫“供給側改革培育‘新動能’”,今天第一場出席的嘉賓是:全國政協常委、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先生;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先生;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先生。“供給側改革”是今年兩會的熱詞,也是總理報告講的八項重點之一,“供給側改革”到底會給中國帶來什么,當前推進供給側改革我們遇到的關鍵問題是什么,挑戰是什么,請各位來解讀。

  

  辜勝阻:大家晚上好。我覺得今年兩會很重要的特點不僅是涉及到2015、2016兩個年份,每年政府工作報告都會總結過去一年,謀劃新的一年,今年的特點還涉及到第十二和十三兩個五年規劃,我覺得今年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是審議“十三五”規劃,“十三五”規劃我覺得它的航標是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是航標,它的魂就是“轉型”,五年發展理念意味著有五個方面的轉型。

  我覺得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一個新的亮點就是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有一個很重要的很側重的戰略舉措,就是要推進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我現在看了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報告,五花八門,大家都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理解可以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分為三個關鍵詞,決定了我們有三大任務,首先是結構,我們供給側的結構矛盾非常明顯,用總理的話講要做減法,同時要做加法,比如說我們做減法就是三去,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這都是三個方面的存量調整,要做減法。

  同時,也要做加法,比如說補短板,典型是加法,所以第一個關鍵詞是結構,供給結構要優化。第二個關鍵詞是供給側,供給側只要有經濟就會有供給側,供給側是要轉變要素驅動,人口紅利和土地紅利的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型創新驅動。第三個關鍵詞是改革引領,通過改革來引領,供給側非常重要的是制度供給,賈康院長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通過改革實現制度的供給,我覺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三大任務,供給結構的優化,供給側創新驅動,還有通過改革引領來提高制度供給。

供給側同時要避免三個方面的誤區,我們現在聽到很多,也看到很多,首先是不能把供給和需求對立或者是剝離開來,供給和需求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是互相依存的。第二個誤區有人認為今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元年,其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早就有了,鄧小平最初的經濟改革就是農村生產責任制,典型的供給側改革,靠制度的供給,農業勞動生產力大大提高。第三個誤區是簡單認為供給側改革是要擴大供給或者淘汰過剩產能,這只是一個方面,不是一個完整版的供給側改革。

  我認為供給側的結構性改變存在三個方面的困難。

  第一個是去產能,比如說煤炭、鋼鐵、這個去產能對地方政府來講意味著稅收,對社會來講意味著就業,對銀行來講意味著貸款,所以它是非常痛的,這是一個難點,我們現在有人測算煤炭和鋼鐵在去產能的過程中會有180萬人的下崗,存在著一個再就業問題,當然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來要用一千億來兜底。

  第二個是成本,我們現在供給側的難點在于我們的成本太高,中國不占便宜,融資成本特別高,昨天總書記在民進工商聯主題講了6條建議,其中第一條就是解決融資的問題。

  第三個是創新,創新不僅是要有技術的創新,非常重要的是要得到金融支持,因為我們的資本市場現在這個狀況,資本市場不好,肯定不可能有很好的企業技術創新,所以一定要靠資本市場,靠金融創新,我們的天使風險投資,要有PE,所以這是三個難點。

  要使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落地,需要依靠三大主體。

  第一個是市場主體也就是企業家,供給側改革非常重要,要靠企業,所以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個是要依靠創新的主體,調動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特別是科技,今天的政府工作報告總理專門談到了要砍掉科技管理的經費,賈康院長也在科技經費管理方面有很好的提案,非常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把對政府官員那一套拿來針對我們的科研人員,因為科研人員是沒有公權力的,政府官員典型的特征有公權力,這個過程中間很重要是如何調動科技人員的積極性。

  第三個是我們推動改革的主體,就是官員積極性。如果沒有官員的積極性這是很難的,我覺得今天總理報告對這一點講得非常好,他講要能夠讓我們政府官員主動作為,善謀勇為,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這太重要了,我們普遍存在政府官員“不作為”、“不會為”的局面。我的總結是供給側改革有三大任務,要防范三個方面認識上的誤區,我現在看到很多五花八門的意見,它面臨三個困難,既難也痛,我們要充分調動市場主體,創新主體,推進改革的主體積極性和創造性,如果沒有這三大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供給側改革要落地是很難的。

 

  主持人:謝謝辜主席,用了四個“三”解讀了供給側改革,我們知道重要的一個內容是創新,剛才辜主席說了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我們聽聽南總作為一個知名的企業家,他在對供給側改革有什么樣的看法,挑戰在哪里?

 

  南存輝:剛才辜主席作為權威的經濟學家,他解釋了供給側改革的一些關鍵詞,我也很受啟發和教育。我們作為民營企業在第一線,作為實戰者,我的理解應該說是非常深刻的,我覺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來,應該說抓住了當前我們整個經濟轉型過程當中企業所面臨的一些困惑和問題,我覺得非常切中當下的時弊。

  這步棋走得好,做得成,應該說會對我們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帶來非常大的推動。從我們的角度來理解,因為民營企業大多數都非常關注市場的需求,剛才辜主席講需求側、供給側不是對立的,它是統一的整體,也就是說假如我們從自己企業自身角度,供給這個角度,我們做的產品就能滿足市場的需求,我們開發的產品就是以市場導向下的技術創新,立足這么一個關鍵去產能,去庫存,這些可能對民營企業來講情況比較少一些,不同性質的企業不同的做法。我相信我們大多數的優秀的民營企業一定是按照需求量入為出,我們做了那么多,沒有效益干什么,肯定是效益越多越好,納稅者不會這樣去干的,所以這是企業的性質問題。

  民營企業家他面臨著最大的問題是什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民營企業來講也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去年10月1日國慶節的時候,42萬人到日本去旅游,很多人買馬桶蓋回來,這個事情引起很多民營企業家思考,也就是說我們國家已經到了一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第一個一百年勝利在望了,我們“十三五”期間是“學生期”的脫貧,走向小康社會;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大多數有一批高端消費已經起來了,這個時候我們大多數的企業還是在原來的這種怪圈里面,做什么買什么,很多企業做大了以后自己也疏于創新了,或者是忙于其他的工作,這個時候可能在供給側方面這種創新跟需求側的結合不是太緊密,所以才出現外國的公司。發達的國家地區覺得市場沒有那么大就拼命去創新投入,根據市場需求來做,倒過來把市場側改革好了,市場需求抓住了,馬桶蓋的事情對我們中國的“創新型”,特別是民營企業有深刻的意義。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供給側改革”對民營企業來講同等重要。

  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認為民營企業更重要的課題是它的思想,是它的觀念,是它心理的狀態,所以這個問題,很多人有些不敢說,有些不敢講,到底企業做大好還是做小好,做慢好還是做快好,很多人前段時間比較迷茫,這個事情我給大家一個好消息,今天是驚蜇,二十四節氣里面的驚蜇,萬物復蘇。昨天總書記來到民進和工商聯民主會議上看望大家,我作為工商聯第一個匯報,總書記昨天的一番講話應該說像驚蜇之前的春雷一樣,打春雷,我認為春雷響起來了,驚蜇到了,萬物開始生長了。我覺得昨天,今天一個下午,整個分組代表團很熱鬧,都在講這個問題,現場感受一下,總書記講了很多大白話、土話,接地氣的溫暖人心的話,如何讓大家吃定心丸,讓大家解惑,很多民營企業心頭的霧霾他一句話就給吹散了,大家信心百倍。

  他說了什么呢?他說我們兩個毫不動搖是黨的主張,寫進黨章的,毫不動搖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兩個毫不動搖已經成為國策、寫進了黨章,怎么能變呢。又講了“三個不變”,很多人奇怪怎么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對立起來呢。國有經濟,國有企業那個時候為我們整個改革開放,整個的社會建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沒有理由不把國企搞好,為什么把它搞掉呢?中國那么大,民營企業又是我們創新的主體,又是納稅的來源,就業的基礎力量,對整個金融,對整個社會有重要支撐,怎么會對立起來呢,所以他講了一句大白話,任何把國企搞掉的想法和說法都是錯的,任何把民企私企搞掉的說法也都是錯的,他認為“眾人拾柴火焰高”,那么大的市場做得完嗎?多發展,多支持。

  他對中小微企業很清楚,貸款難,他講到“三座山”,市場冰山、貸款高山、轉型火山;三道門,“玻璃門”、“防盜門”、“旋轉門”,政府出臺很多政策很好但是慢,落地難,有些還不作為。他都知道,清清楚楚該怎么做?一條一條,我們真的聽了以后信心很大,總書記非常清楚,該怎么做,很明白。提出一系列要求和鼓勵,特別是剛才辜主席講到了供給側改革。我想大多數是針對國有企業的,大多數的民營企業也存在這個問題,產能過剩,去杠桿,去庫存,因為房地產可能是熱,從制造業角度理解,類似這些情況剛才辜主席講到了需要政府一起互動,政府和民營企業之間的關系,說不清楚。這邊高舉反腐大旗,人家說腐敗不倒怎么行,肯定要倒的。打腐敗,有些人不敢去作為了,那樣也不對,所以總書記講怎么處理這個關系,兩個字就說清楚了。我們很多研究,這樣不行那樣也不行,他兩個字,兩個“清”,政府應該要作為,特別是民營企業困難,這是必須的,所以要“清”,到第一線去服務民營經濟,但是你要清廉,清潔,不要在那里卡人家拿人家的。我覺得昨天總書記給民營企業解惑了,給民營企業吃了定心丸,給民營企業以前對中央、對國家一些政策落實,有一些懷疑的這些都清楚了,很明白,非常全面和系統,很深刻,很有意思。

  講話中對全國的民營企業存在的困惑、困難、問題,怎么解決講得一清二楚。對制造業,我們未來的方向,“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十三五”里面那么多的機會,提振了信心,對黨員干部,政府官員提要求,對民營企業同樣提要求,講得非常到位。我們聽了以后,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根本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民營企業家們沒有疑慮,進而堅定了發展的信心,發展信心有了不懷疑了,拼命去抓機會,然后自己就天天在市場里面摸爬滾打,自己的企業肯定是會創新投入,加大力度,不斷去捕捉信息,逐漸做大做強。

  這次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結構性改革”,“十八大”說得很清楚了,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和決定性作用,讓市場說了算,政府發揮政府的作用,該支持支持,包括讓第三方發揮作用,有些政府不用管的盡量少管。以前我們政府采取嚴管寬進、嚴進寬出。我相信將來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改革,應該做到“寬進嚴出”。隨著結構性改革,我認為最大的作用就是對我們的政府官員怎么執政,怎么去扶持企業,怎么去幫助企業發展,怎么把第三方監管做好來評估用市場力量來制衡。企業是主體,企業假如都能夠做到真正成為主體,我相信企業一定會不斷往前走的。

  我做一點廣告,正泰集團主動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把老的產業定了計劃,“-10%”增長,去年年底我們是“-8%”,我們以前做的產品,因為溫州人都回家過年了,過年前半個月、過年后半個月基本上是不做生意了,不生產了。以前我們的經驗是年底的時候拼命生產,把庫存塞滿,因為如果不生產,正月十五人們回來后,產品滿足不了需求,每年必須把它塞滿。去年下令不能夠壓庫存了,統統清掉,主動去庫存,去產能。為什么?我們新的產品起來了,200多個新產品花半年時間,400個專家就把所有的問題全部理出來——供給側改革我們把產品怎么優化起來,推出新產品,去掉老產品,為今年大發展做準備。革自己的命很痛的,但是必須要這樣做。

  我覺得只要主體意識起來了,政府改革落地了,政策扶持到位了,就像總書記講的,減稅,降費,說得很明白,很有意思,“供給側改革”關系還是在于政府和企業之間的互動,關鍵在于政策的導向真正落地,關鍵是企業家積極性起來,主體作用在他的思想觀念一定要放下、放開,我覺得是充滿信心。

 

  主持人:謝謝南總。正泰集團是一家有著31年歷史的公司,南總他31年來在市場滾爬,作為民營企業,他是信奉市場的,“供給側改革”中如果我們能做到把“市場”的還給市場,把“政府”的還給政府,可能這個改革就變得容易一點。南總說,總書記到民進工商聯組會講到對民營企業的信心,他說是春雷,民營企業覺得春天來了,認識到制度的變革,想要真正變成民營企業的推動力,還有一個過程。我們聽聽賈院長的觀點,他在供給側研究很多,尤其是制度優化方面。

 

  賈康:謝謝何總,各位大家,我借這個機會談一下自己研究方面的心得。在這幾年比較早的時候,世界危機沖擊之后,我們理論聯系實際密切反思,深入供給這個概念之下,怎么對經濟學基礎理論做創新,以基礎理論層面的創新來支撐科學決策、政策優化。現在,最高決策層明確表述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對我們有新的鞭策,我們愿意把研究者已經做的工作,繼續務實創新,理論繼續聯系實際,服務現實。

  很多朋友說供給側這個概念聽著挺陌生。確實是這樣的,大家比較熟悉的是前幾年反復說到的擴大內需,大家都知道講的是鼓勵需求,特別是這幾年反復說的進一步來引導和激勵消費需求,現在一下冒出供給,實際上在經濟學的認識框架里面,需求和供給誰也不能脫離誰,政府發揮的作用就是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調控的過程。

  

  現在反思在這方面“供給側改革”不是否定過去的需求管理經驗,不是否定過去我們已經有這方面值得肯定的東西,是要認識這方面的局限性,需求管理局限性表現在光是反周期夠不夠,為什么又來一個實際金融危機,就是在發達市場經濟里面,原來的理論假設完全競爭應該講也必須還原到現實生活里面認識到實際的圖景。

  對于中國的供給側首先改革上是制度供給為龍頭,提升整個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這個框架下來認識我認為是“謀定后動”提出的供給改革的命題。

  實際生活里面帶來一個挑戰,過去說需求管理的時候是一句話打發掉了,讓市場充分起作用結構問題市場就解決了,現在不行,必須“守正”還要“出奇”,“守正”必須要充分認識適應尊重市場規律,以及可以推到敬畏市場的立場,先把自己的立足點擺正,這是人類社會到了市場經濟發展它的共性規律,必須認同這個共性規律,一定要掌握“三中全會”以后實現的這樣一個認識上對于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突破,這樣在這個“守正”的市場上后面跟著的,你不要照搬過去的經驗就解決了中國現代化的問題,還必須要“出奇”,我們特定的歷史條件,國情制約,發展的挑戰,必須尋求創新來實現超常規發展。

  超常規發展怎么樣出奇,當然就是你要面臨復雜的問題,怎么樣去優化結構,這個優化結構在中國是系統工程的東西,是從眼下一個一個年度的調控對應到中長期的全面小康和以后中國夢,以及整個視野,我們整個統一市場,整個經濟和社會生活打在一起的全局,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借鑒了原來的“供給學派”等等這樣一些積極的因素,但決定不是簡單的搬用,有人說這是中國人照搬美國“供給學派”減稅為主的主張,這個想得太窄了,我們借鑒它積極的東西,我們處理的是宏大的現代化系統工程,實際在概念上更清楚表述出來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像辜主席還有南總說的,我們過去改革開放的過程其實都已經在供給側發力,要繼續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有更清晰的指導思想,更明確的概念來推動供給側我們的創新,守正以后出奇繼續我們的超常規發展。

  這里面的復雜性我簡單說幾句,有待以后我們共同努力去破解,原來講需求性的問題總量是最基礎的可通約的指標,政府掌握銀根松緊,你認為低迷你就擴張,供給側政府怎么發揮合理的作用,涉及各種各樣的復雜要素,這方面有沒有什么基本的線索可循,有一個基本的看法,就是剛才何總強調的動力要有轉換,我們新的動力可以根據一些最基本的五大要素分析來形成更清晰的認識。

  供給側千變萬化的要素濃縮就是五大項:勞動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本,資本可以帶來增值部分的資金,后面還有兩大項,科技以及制度和管理。五大項要素它在一般經濟體的經驗里面發展過程中走到中等收入階段之前前三項要素比較容易體現出它,由于經濟增長支撐力和貢獻,后兩個要素也在發生作用。

  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之就有一個要素里面各領風騷之后必須推陳出新的歷史性挑戰了。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具體的演變過程,前面三項要素,第一是我們的勞動力,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大量農村幾乎無限供給的低端勞動力就形成了我們比較優勢,支持著我們一路走到了自然工廠,我們的土地和自然資源過去不能和市場對接,有了改革開放大政方針就有了跟市場對接的積極探索,沒有法律規定情況下深圳把地皮納入競爭性程序,招拍掛來取得使用權,這是各方參與進來以后帶來了生機勃勃一輪又一輪超常規開發。

  我們開始資金有限,好在有開放,外資首先進來發揮比較活躍的作用,不光帶來了資金也帶來了管理和技術,三大要素在中國實際發展過程中,前面很明顯產生了支撐力,后面的技術也在起作用,比如說八十年代阿里斯頓一個常規技術就是制造電冰箱,市場已經在萎縮了,一下子到中國變成了適用技術,大家重復引進帶來了,中國各個地方在當時適應著滿足人民生活需要,耐用消費者升級換代方面,多少GDP,多少就業機會,多少稅收,源源不斷出來了,當然這是在我們改革開放制度框架下展開的。

  到了現在,前三項在明顯衰減,勞動力:民工荒、招工難、用工貴。北京的保姆這些年工資都翻了幾倍了,人們不得不討論現在引起爭議的我們的勞動法是不是過于超前了,減少了我們的勞動市場里的靈活性,削弱了我們的比較優勢,有些人提出了激烈的反對意見。正面來講,這幾年農民工的工資抬高,就是人民群眾要過上的美好生活,他們的收入在提高,這是正面肯定的。曾經的優勢在迅速離去,這是必須承認的,所以才有所謂珠三角的騰籠換鳥,常規的制造業必須轉到越南,柬埔寨,老撾等等,跟當年留在咱們這里是一個道理。

  土地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困擾我們的是空間再繼續利用是非常困難了,北京征一平米地必須5倍賠償,1平米給5平米的商品房,搖身一變就是幾千萬的富翁了,這是社會逼政府出高價,這個事情封住了城鎮化工業化繼續發展的空間,機制必須另辟蹊徑了。

  我們的資本越來越充裕,越來越多的問題是找不到合適的投資對象,常規投資邊際收益遞減在中國普遍發生,意味著原來傳統的動力源在衰退,支撐力衰減的同時你必須找到替代物。科技不是一般的常規科技,必須走創新型的道路,在前沿占領科技制高點,包括在高科技的方面我們再也不能措失第三次產業革命的機遇。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為什么是第一呢?生產力三要素:勞動者、勞動對象、勞動工具。現在再加一項科技,不是做加法是做乘法,所以是第一。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光科技還不夠,吳敬璉講,制度高于技術,中國要更多靠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給出科技創新,給出施展聰明才智的空間。需要注意到,中國廣大的創新者的智慧受到了制度空間、制度環境的約束,必須打破這種供給約束,靠制度供給給出環境以后,激發出科技創新的潛力,才能真正走通創新國家的道路。

  我的提案是橫向課題去行政化的要求,就是針對現在壓抑科研人員積極性不良的制度約束。有些人煞有介事把官場的八項規定來對付知識分子,你沒有一個行政方面的待遇,做橫向課題,坐高鐵一等車都不給報銷,往前倒算賬,2012年以前你坐高鐵車的票要把差額吐出來,實際完全是違背科研規律,你在打擊這些創新科研者的積極性。現在很多人抱怨,不敢接課題了,沒法做了,到了高校很多的事業單位大家非常苦惱的就是大量的精力不能聚精會神去做科研。國務院下文說,科研人員的精力5/6要用于科研,怎么做得到呢?學術帶頭人非常苦惱,要處理各種各樣的表格申報,各種各樣的審計,一張張票翻出來,你跟誰吃的飯,超出50塊錢把錢吐出來。中國要真正激發人們自愿發揮聰明才智去創新,這個制度環境非常重要,中國這兩年出現這么荒唐的打擊科研人員知識分子科技創新的事情,是足以引起我們警醒的。

  這五大要素,后面兩項領導人和有關部門大家一起討論的全要素生產力的來源,我們必須抓住科技創新和制度供給的創新,這樣來激活我們的潛力空間,企業家是非常重要的,靠自己的綜合判斷和知覺,要用人才,要組織自己的團隊,要針對著問題導向,要不惜承受失敗的風險開創新產品,一旦成功,全局皆獲。互聯網的發展,原來大家認為要收費的居然變成了免費,免費了以后說羊毛出在豬身上由牛去買單,帶來的是廣大消費者體驗的升級換代,大家認同這個,全球化時代,你要有企業家主導之下,組織出來的供給管理的創新,一下子這個產品風靡全球。

  反過來就是馬桶蓋現象,日本市場上賣的馬桶蓋據考證原產地是杭州,但是國內咱們的市場環境魚龍混雜,消費者形成不了質量可靠的信息,他覺得日本那個地方信得過,跑到日本去搶購馬桶蓋,這樣的事情反證我們不是自己沒有這樣的技術能力,是沒有這樣的市場組織能力,達到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里面,把魚龍混雜的情況,不好的落后的產品擠掉。我們自己的市場建設為什么沒有達到這樣一個應該具備的制度供給的水平?諸如此類我就從這些角度切入,都可以納入到中央提到的供給側效率提升,處理供給側復雜的問題全靠市場不行,全靠政府更不行,要把市場和政府結合好,而且這個結合絕對沒有什么公式可套,這對我們整個市場來說是挑戰性的創新。

 

  主持人:謝謝賈院長,比較系統地論述了制度供給,制度供給作為供給側改革龍頭,它所帶來的一系列的變化,而且賈院長也談到了在這個改革中動力的切換,全要素,其中對五大要素的關注很重要。

  我們再來討論一個話題,制度供給的改革對企業的層面來說會在哪些方面展開?有一個例子在網上流傳比較多,是包子和饅頭的故事,大家都愿意吃包子,但是包子賣10塊錢,饅頭賣5毛錢一個,最后包子把質量做得特別好,特別好吃,還是沒有人買。于是有人就跟賣包子的人說:“你為什么不降價呢?”賣包子的人說:“我把所有的元素、物流、采購等放在一起,包子就沒有利潤,只有5毛錢的利潤,或者是2毛錢的利潤,我再一降價我就虧了。”說明企業的負擔還是很重的,我們在制度供給的改革中,減稅是不是一個能夠激活企業活力,減輕負擔的方案?我們聽聽辜主席怎么說。

 

  辜勝阻:我覺得供給側改革一個關鍵的問題是質量提高,全要素生產。現在的制造業生產率非常低,過去一年生產出來的制造業的GDP,大概是20多萬億,其實每個人創造的GDP大概10萬多億,我們要分三部分,一個國家要拿走稅收,企業要留下利潤,勞動者個人要分一部分。這個勞動生產力是美國的1/12,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我們的成本現在上升非常快。我過去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過去幾年用工成本是以20%-30%在上升,這兩年要好一點。

  我還做過企業融資,棘手的問題是融資成本高,大企業國有企業的貸款,企業的融資成本大概5%或6%,是發達國家的2-4倍。大量的中小微企業很難從銀行得到貸款,10%左右可以從銀行得到貸款,但是貸款的成本是15%,還有90%的小微企業要靠民間借貸,要靠銀行以外的非正規金融,貸款的成本或者利息40%左右,所以這太貴了。不僅融資成本高,用工成本也高。剛才講到了招不到、留不住、用不起。我們還有物流成本,用電成本,土地成本,環保成本,至少有九種要素疊加來推動我們的成本上升。有很多企業轉到印度、轉到東盟這些國家來降低生產成本。

  供給學派的理論跟經濟學非常重要的是四大支柱:減稅,節支,松綁,緊縮。這個時代通貨膨脹很高,我們現在的供給側改革絕不是西方的供給學,但是我們在降成本的問題上是一樣的,可以減稅,我們不能單靠減稅,降成本是必須的。看政府工作報告,總理講了我們要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稅負,降低5000億。

  除了減稅,很重要的是社保,五險一金,現在大概占到工資的40%以上,有人說企業給員工一只雞,員工得到的只是一條腿,相當一部分是五險一金,這個也是有降和調整的空間,還有其他等等。如果我們不把成本降下來,實體經濟是很危險的,現在有大量人放棄,我們投資回報利潤率大概只有幾個百分點,銀行利息,融資成本那么高,這樣的情況下很多做實體經濟的企業就選擇放棄,不做了,或者去把資金資本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去做虛擬經濟,我們鞏固實體經濟非常重要的是要降成本,有一攬子計劃,不只是單純減稅。

  所以,我覺得降成本是調動企業積極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一定要讓企業有利可圖,他無利可圖就放棄就不做了。現在看我們去年6月份大量的錢流向股市,今年年初的銀行貸款增加1萬多億,大量的錢流向樓市,深圳、上海、北京,樓市和去年5、6月份股市有相似的地方,大量讓來買樓市,去庫存現在是冰火兩重天,二線城市庫存很高,一些熱點城市像炒房非常火爆,我們要高度關注樓市的分化,在一線城市和二三線城市不一樣。

 

  主持人:我們聽聽南總的看法,降成本這件事情在供給側改革中調動企業活力到底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南存輝:應該說很重要,我從制造業角度理解,我們是第一線,去年9月份的時候去了一趟美國西雅圖的時候,后來我們做了一個調研,美國其實它的能源成本,資金成本,剛才辜主席講了都比我們國內低,另外它的物流,因為效率比較高,相對來講我們這邊應該說優勢也是不明顯,蠻高的,我們物流成本大概10%,它8%-10%左右。土地成本,我們公用地50萬-100萬長線的也非常高,另外是人工上面我們可能現在慢慢也起來了,所以像這些方面都帶來了制造業的利潤被擠壓了,企業家沒有效益肯定沒有積極性,民營企業靠什么活呢?假如虧本就得關門。所以從降成本,降稅,降費我覺得很重要,更關鍵的剛才兩位經濟學家都講到了,制度的有效供給,這一塊更重要。

  制造業來講,剛才賈院長講了,包括辜主席也講到了供給側結構的理論,起源,我們的應用等等,我覺得從這些來講很簡單,需求側理論來講就是市場需求導向,什么好賣什么,滿足需求。供給側,我的理解是,你要創造需求,就需要科技,需要這種能力,作為民營企業家在這么一個時代變革到來的時候,時代大變遷,都在跨界整合,都在不斷創新。

  制造業來講,我覺得有四點:

  第一,我認為最關鍵是樹立發展的信心。最壞的時候也是最好的時候,機會是最多的時候,假如這個時候你信心堅定眼睛看清楚,真的想把事情做起來,真正關心民營企業,關心制造業企業的問題,要樹立信心,把自己的定位定準,把自己的規劃做好,堅定不移抓住機遇,機遇一定大于挑戰,未來一定比現在好。

  第二,我們是兩個堅定不移,一個是堅定不移圍繞實業創新驅動。二是堅定不移以人為本,價值分享,就是把機制搞活,讓每個優秀的人才作為你的創新主體,把每個細胞都發揮出來,積極調動起來,他們去給你創新,作為投資者就省力一點,多搞股份制改造,多搞創客,不僅貿易系統,生態系統,研發系統搞股份制,都把機制搞活。

  第三,我們現在正在實施的三大戰略,第一個是推進的全球化戰略,第二個是智能制造戰略,第三個是并購整合戰略。這里面通過并購整合投資走出去,創新,全球化整合資源,太多東西了。歐洲經濟危機時,全世界只有中國最好了,中國經濟去年6。9%是全世界最高的,這些大機遇看到了,樹立信心趕緊去整合資源。

  第四,產品上你的技術最先進,最好的性能都滿足你,滿足市場需求。二是質量可靠,性能好質量好,誰都來買你的。三是服務優良,各種各樣的語言滿足要求,服務滿足要求。四是成本,東西又好又便宜,肯定有市場的。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企業來講是滿足需求和創造需求,我這么理解。

 

  主持人:我們剛才通過幾位嘉賓的討論可以看到供給側改革只要我們堅定信心,像今天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到的,中國經濟一直在過坎,我們只要堅定信心,堅定不移去推動這種改革,沒有過不去的坎。這場論壇就到這里,感謝三位嘉賓的出席,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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